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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否创造出真正的智能，哲学家即便不予彻底否定，也多持悲观态度，AI科学家、未来学家却多持乐观态度，但也有AI科学家指出，主流人工智能学界的努力从来就不是朝向强人工智能，现有技术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地使强人工智能成为可能。

2014年3、4月份，田继伟开始往张某的水杯中投放自制药物，直到2015年12月份被张某发觉，时间将近两年之久。自晚上八时许至行凶时刻，于欢母子被围困于其公司的接待室。

但如前文所述，仅凭作案过程遇到行为人无力控制的因素，不能推定属于故意杀人未遂，因为行为人可能同时采取了控制行为后果的措施，而这可以证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仅限于伤害。要为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设计一条操作性法律教义，就必须从实体法层面的简单划界切换到证据法层面的推定-反证模式，而这意味着最有效的思路是模拟司法过程。犯罪的预期成本降低，潜在的罪犯就会觉得只要面对轻微的不法侵害，即使行凶杀人，也不会被严惩。该案的主要事实随二审结束经判决书披露之后，刑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开始倾向于防卫过当，但争议并未停息。倘若行为人能以合理成本避免认识错误（BPL），则行为人就需要对认识错误及其后果承担过失责任，因此构成故意伤害致死。

所以，尽管推定-反证法则提供的区分依据仍然难以观察，但难以观察的范围却已经大大缩小（犯罪意图中的意志因素已被排除，只保留了认识因素），所以这一法则本身可以让法律的激励信号更加清晰。当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在合理限度内牺牲实质正义是必须的，但因此导致的误差损失不能超过法律教义在降低法律实施成本方面所创造的收益。法律教义的理论检验是创制法律教义的组成部分，此过程应该先于法律教义的实践检验。

如果法院先根据指控作出推定，那么就会在遇到有效抗辩时作出相反推定，排除合理怀疑后再作出相反推定，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穷尽所有涉案证据和已知犯罪信息。尽管刑事责任被普遍认为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可分割，但真相却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刑事责任的所有证据都来自行为和后果，而与主观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对于讨债团伙来说，控制法律风险是其成功经营的前提。假定在潜在的罪犯看来，实现犯罪目的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杀死受害人，二是把受害人打成重伤。

法律教义的创制，必须兼顾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限制如此严格，自然是为了避免滥用暴力。

这条古老的刑法教义的功能，是保持刑罚的边际威慑（marginal deterrence）。（2）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的区别就在于：过失杀人犯没能以足够的资源（注意力或其他任何东西）来避免受害人死亡，而故意杀人犯则是花费了一定数量的资源来造成这种结果。这一认识有些草率，凶器的来源，是区分于欢行凶究竟系出于蓄意还是出于临时起意的关键证据，若凶器系于欢事先准备，则其行凶就更可能构成故意杀人，且更可能排除防卫情节。但只要辩方提出认识错误的抗辩，则除非法院认定该抗辩无效，否则一定会给司法带来很大的麻烦，亦即不仅控方需要为排除该抗辩取证举证，而且最终法院还要判断该抗辩是否确已被控方排除。

一条法律教义能否站得住脚，归根到底是看它能否给社会带来好处。如前文所述，刑法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证刑罚的边际威慑，其次是让刑罚更有效率。除了二审法院列举的上述理由外，还应该看到以下几个事实：第一，受害人等的讨债行为自4月1日始至案发日，已持续了十三天，虽屡屡骚扰，却从未使用暴力手段。这两种犯罪的区分依据必须合乎立法目的，进而要在综合权衡（trade off）法律精确性和司法成本的尺度下经得起检验。

事实确如判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田继伟的投毒因遇到其无力控制的因素而被迫终止，倘若不是被受害人发觉，我们有理由推测其投毒行为会继续下去。并且，控方也没能证明田继伟确信其投毒行为会导致受害人死亡。

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林森浩案和于欢案，为此提供了极佳的讨论素材，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两起案件都曾引爆网络舆论（于欢案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而林森浩案至少在法律人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起案件的案情恰好满足实战检验的要求。不止于欢母子，就连公司员工也没感觉到会发生危险态势，否则不至于拖延到晚上十点多才决定报警。

当然，田继伟以如此方式作案，也许仅仅是为了逃避立案侦查，但其投毒意图仅限于伤害的可能性（比如，只要张某病重到无力上班的程度，那么田继伟就停止投毒），仍然不能被排除。尽管限于篇幅，验证工作还远不够充分，但已经为拓展和深化刑法学研究打开了大门。这项学术任务不容回避，否则我们将无力打破域外法学对于法律教义原产地的垄断，更无力让中国的法律教义学研究在教义产业链中成功逆袭。二、法律教义之创制的理论描述 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是本文为描述法律教义之创制过程而设定的背景问题。主客观相统一的结局，只能是客观统一主观，而这意味着在绝对意义上，所有刑事司法判决都是客观归罪。五、延伸讨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识别 与受害人死亡条件下区别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相对应的另一个司法难题，是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该怎样区别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

由于意外事件和受害人过错可被作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共同抗辩，故而若要区分这两种犯罪，就必须排除这两种情形。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可初步推定为故意伤害，除非有反证证明行为人的作案方式足以致人死亡且没有采取控制行为后果的足够措施。

本文将要论证一种与法学界主流意见及一审、二审判决都完全不同的意见，亦即认为应判处于欢故意杀人罪。在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排除故意杀人的反证就主要来自犯罪行为了。

像这种挑衅在先、等受害人做出反应后再行凶的做法，显然与正当防卫扯不上关系。但在这种情形下，致死属于意外事件，行为人只对伤害承担法律责任，不以后果加重论处。

辨识不同犯罪，应该模拟真实的司法过程，先从显著事实或关键证据入手作出大概率为真的推定，直到遇到充足反证时作出相反推定，如此循环往复，就足以处理所有的证据和信息。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林森浩提起公诉。但同样是由于犯罪意图不可观察，且不能以犯罪目的取代犯罪意图，故而只能根据行为和后果，并按照推定-反证模式，为区分这两种犯罪寻找依据。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林森浩案中的辩护律师就犯下了这种错误。

至少，这一法则可为司法者提供处理案件的思路，并让问题本身变得更加聚焦。四、法律教义的实证检验 在上述理论检验之后，我们还要观察推定-反证法则在法律场域实战中的表现，成功的法律教义必须接受法律场域实战的检验，而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虽然一直被法律教义学家所忽视（这是惊人的忽视），但不可否认，就投入上述工作而言，法律经济学家不仅起步更早，而且走得更远。简单地说，即使林森浩只想伤害黄洋而没想要杀死他，但在追求伤害的同时，他放任了黄洋的死亡。

作为法律解释的依据，法律教义还可以减轻法律论证或法律辩论的负担，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庭辩论，当需要为某个法律决策提供根据或解释理由的时候，有时只需搬出一条公认的法律教义就够了。后果为锚的观念是客观统一主观的延续。

相比之下，殴斗中的命案，就几乎没有被判处故意杀人罪的可能了。换言之，每一次针对后果主义的批评，都会最终回归为对后果主义的一次捍卫。身陷各种债务纠纷的于欢一家人，对于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清楚，更何况还有连续多日与讨债人员纠缠周旋的丰富经验和切身体会，他们比普通人甚至比刑法学专家更清楚高利贷市场的运作逻辑以及讨债行为的潜规则。法律教义和法律本身一样，必须在社会总体福利的规范性目标之下经得起检验。

受害人近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确实提出了于欢行凶应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张，但被法院拒绝采纳。刑法学者大都倾向于用意志和认识这两个因素来描述和界定行为人的意图。

其主要理由是：（1）投毒未到致死量。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法律与经济学运动，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揭示法律规则（当然包括法律教义）背后的经济学结构

尽管刑事裁判不能脱离个案的具体语境，但统一的操作流程却应是推定-反证模式。（三）可替代性检验 即使一条法律教义通过了前述合目的性检验和品质检验，也不见得其一定要被采用，因为还可能存在更优的替代方案。